“成都，帶不走的只有你。和我在成都的街頭走一走，直到所有的燈都熄滅了也不停留……”如果說，民謠歌手趙雷的《成都》用音樂給這座現代化都市涂抹了一層浪漫、文藝又略帶憂傷的色調，那攝影師陳錦則用相機記錄了這座川蜀古城最“俗氣”的一面。他用30年時間，定格了成都人的“鄉愁”。
吃茶遛鳥的老大爺、亂糟糟的農貿集市、晾滿床單的街道、古舊的門坊、搓麻將的鄰里……翻開陳錦的作品，一股濃郁的市井氣息撲面而來。
壩壩戲 成都黃龍溪 1985年 陳錦/攝
20世紀80年代中期，陳錦開始拍攝家鄉成都的市井人文。在那個唯美攝影風靡的年代，這條路無疑是孤獨的、非主流的。
“為何你的鏡頭只關注落后的生活狀態，而不去關注正在發展的城市變化？”不少人質疑陳錦的拍攝動機，但他并不在意，堅持拍攝成都市井題材30余年。
多年以后，陳錦的作品得到認可。他不僅榮獲中國攝影藝術最高獎——中國攝影金像獎，還獲得了巴蜀文藝獎、中國國際民俗攝影人類貢獻獎等各種獎項，被看作是中國民俗攝影和紀實攝影的先驅之一。
“我只看了幾張照片就來電了……歷史從容地在我們面前劃過，他的圖片鎖住了。”同為四川人的知名攝影家肖全如此評價陳錦的作品。
1983年的深秋，在北京故宮博物院參觀的陳錦，第一次完整、仔細地欣賞了宋代著名畫卷《清明上河圖》，“畫中描繪的那些生動逼真的世俗場景，忽然有一種似曾相識的感覺，腦海里浮起了很多兒時記憶。”
從南門大橋跳水，到華西壩撈魚蝦，從武侯祠粘蟬子(四川對知了的俗稱——記者注)，到雜貨鋪“旋”(順手牽羊)柿餅……童年的陳錦，曾有過一段整日嬉戲的快樂時光，而他平日接觸的市井生活與《清明上河圖》有幾分相似。陳錦萌生了留住家鄉傳統市井生活影像的心思。
大學畢業后，陳錦幾經波折，成為四川美術出版社的攝影編輯。這份自己喜歡的工作給陳錦帶來諸多便利，讓他更加自覺、主動地記錄成都乃至川西地區的影像流年。
最初的拍攝切入點選擇了茶鋪。
“據清末傅崇矩《成都通覽》載，當時省城成都市的街巷有516條，茶鋪454家，幾乎每條街巷都有茶鋪；到了民國，人口不足60萬人的成都，有茶鋪599家，每天大約有12萬人坐茶鋪，更有‘一市居民半茶客’的說法。”陳錦說，茶鋪就像是一個小社會，能反映各種各樣的風土人情，要了解四川、了解成都，就應該從茶鋪開始。
為拍攝到最真實的茶客狀態，陳錦曾拿著“長槍短炮”在茶鋪里“等鏡頭”，但總是進入不了茶館的“真實”。后來，他轉換身份，將自己從攝影師變成茶客，整日泡在茶館里，買碗茶，與南來北往的茶友們聊事、看戲、擺龍門陣。還自費四五萬元買了一臺輕巧隱蔽的徠卡相機。
沒人覺得陳錦是一個拍攝者，也不甚在意他手中不時擺弄的相機。所以，他總能捕捉到茶客們逗鳥、抽煙、讀報、掏耳朵等自在的狀態。
位于成都新開街花鳥集市的蘭園茶社，是陳錦常去喝茶的地方之一。他在此盤恒十余年，不僅與當家堂倌“眼鏡”頗為熟絡，還漸漸熟悉了茶社里形形色色的茶客。
每天午后2點左右，是蘭園茶社最熱鬧的時候。一群喜歡玩鳥的老茶客，提著鳥籠子陸續相聚于此，一時間人聲鼎沸，鳥語花香。
陳錦描述茶館的日常：賴大爺、俞大爺、張大爺來了，“眼鏡”不等他們招呼，就按他們的喜好擺上茶碗、泡上茶。緊跟著王大爺來了，還未坐定，先到的大爺們都要爭著為王大爺付茶錢，沖“眼鏡”大聲地喊“收我的，收我的！”而“眼鏡”會很自然地從那些伸過來的手上選取一位，然后也喊“王大爺的茶錢，裘大爺付了”。王大爺很驕傲，裘大爺更榮耀。陳錦說，茶鋪里人與人之間的這種特殊交往，“留下很多暖心、快樂的情感，是最能打動人的地方，這不僅是我拍攝和挖掘這個題材的重要動力，也是我想要通過拍攝所表達的情緒。”
多年后，蘭園茶社因城市改造而被拆遷。陳錦曾多方打聽“眼鏡”的下落，得知他去了一家小旅館當服務員。“見面后我才知道‘眼鏡’也曾找過我。有一次他找到我的單位，想送給我一只家鄉帶來的小白兔，可惜我不在。這讓我心里挺溫暖。”
茶鋪就像一個“窗口”，透過它，能看到世事萬象。2002年的一天，陳錦帶著相機正與朋友在茶鋪喝茶，一支吹吹打打的送葬隊伍由遠而近，在門口停下。只見茶鋪的師傅搬了桌椅到門口，沏了一杯茶。送葬隊伍里的孝子賢孫抱著一位老人的遺像跪下，請老人喝茶。出于攝影師的職業本能，陳錦立馬按下快門，拍下了這罕見的一幕。后來，他打聽得知，逝者是一位喝了幾十年茶的老茶客，子孫們抬著靈柩過來，是想讓老人跟茶鋪告別，“喝”最后一杯茶……
30年來，陳錦跑過四川上百個城鎮大大小小數千家茶鋪。隨著黑白照片變為彩色照片、膠片相機變為數碼相機，陳錦取景框里的茶鋪也漸漸變了：低檔的街頭茶鋪越來越少，中高檔、精裝修的茶鋪逐漸興起。茶客中，雖然中老年人仍占多數，但不少年輕人也走進茶鋪，在這里聚會、打牌、聊股票、談生意。
“拍茶館不是為了拍川人怎么喝茶，而是拍川人如何生活。”陳錦說。
他將茶鋪作為一個點，不斷向外拓展拍攝題材，逐漸構成了一幅膠片上的“清明上河圖”：小天竺街頭，一位婦人舉著奶瓶給孩子喂奶；宜賓水東門，抱著鴨子的大爺與門前走過的婦女嘮家常；街子鎮上，腦門锃亮的客人躺在剃頭攤的椅子上享受刮胡子；小淖壩的老屋前，滿臉皺紋的婆婆彎腰生火爐；水井街的門坊下，輸了牌的麻友伸手從懷里掏錢……一個個生活瞬間，折射出一座城市的性格。
在陳錦的作品中，拍攝于1985年的照片《壩壩戲》格外引人注目。透過高高的木質戲臺，陳錦給數百名看戲的村民拍了一張大合照。人們姿態不一、神態各異，卻都聚精會神地盯著臺上的演出。
然而，這樣的情形只能存在于照片里了。“輝煌已成過去，曾經在巴蜀大地上紅火了幾個世紀的川劇藝術，受當代多元文化的沖擊，顯出了日薄西山的頹勢，各演出團體更是在自身的生存運作上舉步維艱。”陳錦在一本著作中如此寫道。
十幾年來，陳錦先后跟拍過十余家川劇團，見證了它們的興衰。位于成都水井街附近的望江川劇團，由國營川劇團的退休演員萬國兵老師“盤下”，在他之前已不知易手過多少位班主了，短則兩三個月，長則一年半載。究其原因，無非是“入不敷出”。
萬國兵老師曾給陳錦算過一筆賬：如果每日有兩百多觀眾看戲，每人收3元錢(帶茶一碗)，除去其中屬于劇場的一元茶錢，剩下的正好是當天各項費用之和。若是平時觀眾少些，只好倒貼。
鳥語 成都 1990年 陳錦/攝
前些年，望江川劇團的駐地被整體拆掉，附近建起了成都有名的高檔酒吧和五星級酒店。
“一個民間戲班散了，班主會在別的地方，重新召集演員，組成新的戲班。”陳錦借用一句俗語說，“樹挪死，人挪活”，戲班子要想生存，一定要著眼未來，不斷開辟新的演出市場。
為了拍攝戲班子里的日常生活，陳錦曾多次住進戲班，與演員同吃同住，與不少演員成了朋友。蓉藝川劇團的班主王亮便是其中一位。
20世紀80年代末，陳錦已認識王亮。一日，兩人在望江川劇團邂逅，久別重逢，寒暄了很久。王亮的戲班正在廣漢金輪鎮的包公廟搭臺演出，便邀陳錦去“捧場”。
臺前，陳錦看見聽戲的觀眾“人頭攢動、熱鬧非常，少說也有千把觀眾”，于是“咔嚓”一聲，拍下了《吃茶聽戲》這張照片。
臺上，70歲的老演員和3個小孫女同臺賣力演出，陳錦覺得這是一個興旺的川劇世家。
臺后，王亮的大女兒娜娜已化好妝，正等待上臺。當陳錦問娜娜是否準備接手家族戲劇事業時，娜娜用了一種宣言般的口吻，不假思索地回答“打死也不學唱戲！”
對此，陳錦感慨，“民間川劇演員們很努力，喜愛川劇藝術的觀眾也很捧場，但整個戲劇市場急劇萎縮，卻是誰也無法回避的現實”。
當舊“名片”逐漸消逝的時候，新的“名片”也正在形成。
近幾年，被譽為“老成都底片、新都市客廳”的寬窄巷子歷史文化片區越發有名。經歷多年改造翻修，這里的老街、老樹、老屋已與過去全然不同，歷史以另一種方式被銘記下來。
井巷子的文化墻上，不少老照片以“二維半”雕塑的形式展現給世人。陳錦的不少照片也在其中。
1998年，窄巷子里飄著淅淅瀝瀝的小雨，一個騎著三輪車的小菜販，在巷子中吆喝。突然有人從背后喊了一聲“買菜”，小販聽到后回眸。這一瞬間被陳錦就此定格。如今，這張黑白的老照片，一半被畫在墻上，一半被做成立體浮雕，吸引不少游客拍照留念。
“幸而，隨著社會和經濟的發展變化，人們更多地需要精神上的滿足，開始關注和回顧逝去的美好。”陳錦說。
景觀、畫冊、明信片、宣傳冊、裝飾品……陳錦的照片不斷變換形態，成為傳遞老成都印象的載體。有時，他會傷感成都的快速發展“毀掉了一些東西”，他認為這是對文化的不尊重。“作為攝影人能做什么？就是用手中的相機，把這些即將消逝的東西留下來。”陳錦說。
在他的記憶里，成都的老街道很窄，許多人家面街而居；一條丈許長的竹竿橫街而過，從這家屋檐挑向那家屋檐，竹竿上晾滿了剛洗過的鋪籠罩被、內褂外衫。長長的鋪外檐廊，寬寬的街沿，大小院落里的天井、院壩等，構成了絕佳的“共享空間”。閑暇之余，男人們在這些“共享空間”里喝茶下棋，會友聚談；婦女們一邊做些漿洗縫補類的手工活，一邊拉拉家常；孩子們則恣意地嬉戲游玩，待夜幕降臨，“逮貓”“擺鬼故事”等節目激動人心。偶爾，會聽到打鍋盔的師傅用搟面杖有節奏地敲擊著案板，從遠處走來。又或是補鍋匠手拿一串鐵片制成的響器，邊走邊甩，發出清脆的金屬碰撞聲……
雖然，這些記錄在陳錦底片上的成都景象有點“土、老、破”，雖然被拍攝的百姓生活沒有那么光鮮和現代。但是陳錦覺得，他所拍攝的照片能傳達“正能量的情緒”，能喚起人們對過去的美好記憶。“當我們生活的地方逐漸被現代化的高樓大廈所取代，幸而有影像與文字記錄著這些珍貴而瀕臨消失的市井與傳統文化，寄托我們的鄉愁”。(李師荀)
